茅子芳正在家中刻瓷。作为这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从事刻瓷艺术已经50年时间。而今，这项技艺正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窘境。
这是一个寒冷的北京冬天，在南沙滩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一栋有些陈旧的居民楼里，刻瓷大师茅子芳像平时一样，吃过早饭，坐在书桌前，翻看钟爱的历史书籍。老伴刘淑敏在一旁收拾小孙子翻乱的玩具——木头刻制的“猫捉老鼠”、“火车头”。这些精妙可爱的玩具堪称世上独一份，因为这全都是茅子芳亲手制作的。这位早年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雕塑专业的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在晚年，不仅把浑身的本事传给徒弟、著书立说，更是寄情于家庭生活，在带着小孙子制作玩具的过程中，体验着一位老人的幸福和快乐。
茅子芳从事刻瓷到今天，已经50个年头。而今，北京专业从事刻瓷工作的人和业余爱好者已经很少，这项技艺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窘境。
至于北京刻瓷，普遍认为是在清末真正发展起来。《北京志·工艺美术志》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顺天府尹在宣武门外下斜街设立农工学堂，又称工艺学堂，内设各种工艺科教徒习艺，其中镌瓷科有学生20余人。后来学堂改为工艺局，由原来的官商合办转为官办，镌瓷科亦改为瓷工科。由于学堂体制的改变，部分学生被官商带走，留下者有的感到学习刻瓷艰苦，有的因生活困难，大部分另谋生路，唯有朱友麟、陈智光始终从事这一专业。”
1962年春节前后，19岁的北京工美学校雕刻专业学生茅子芳来到位于王府井帅府园的中央美院展览馆，参观“朱友麟刻瓷艺术作品展”。一踏进展厅，茅子芳就被一件件刻瓷艺术品深深吸引。“像磁石吸铁一样。”回忆起当年第一次看到刻瓷艺术品，70岁的茅子芳眉飞色舞，“在这之前，我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刻瓷。”那次展览为茅子芳打开了一扇艺术的大门，“就是这个展览，将我引上了刻瓷艺术的道路”。此后，茅子芳利用业余时间钻研刻瓷，家里吃饭用的白瓷盘子、饭碗，都成了他的试验田。
“我几次想去拜访朱先生，向他请教，又怕人家将我拒之门外。”犹豫再三，已经潜心研究了一段时间刻瓷的茅子芳终于叩响了朱友麟工作室的大门。那是一个午休时间，茅子芳带着自己的两件作品，向朱友麟说明来意。令茅子芳惊喜和意外的是，朱友麟认真看了这两件作品，给了客观细致的指导，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从工具的使用到技法，都讲得非常仔细，最后还嘱咐我好好学习刻瓷，将来把刻瓷艺术传下去”。
茅子芳对刻瓷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在上世纪80年代，独创了在深棕色釉的瓷盘上进行创作的方式，丰富了以往单一在白瓷盘上刻画的形式，打破了刻瓷必须填色的禁锢。深色釉瓷盘刻画出来的艺术题材更加突出了“刻”的韵味，更加立体，不用上色，不怕擦洗，更易保存。但同时，它对创作者的水平要求也更高，因为每一刀都不可弥补，失误的刀法无法通过后期着色来补救，只能一次完成。
当时，外事部门把一张十分模糊，只有轮廓，整个脸部成白色、五官不清楚的照片摆在茅子芳面前，并且嘱咐“一定要想办法，刻好”。“这让我非常为难。”茅子芳回忆。接下这项创作任务之后，他根据照片先把肖像画在瓷盘上，又按照人体面部的解剖关系，由骨骼到肌肉，由软组织到皮肤，做了认真的研究。然后，根据绘画素描关系和明暗色调的变化，对结构关系和五官特点进行了反复修改。这样，就完成了刻瓷的第一步——完整的铅笔素描肖像。再经过半个多月的刻制，终于完成了刻瓷。
一次，茅子芳受邀为别人创作一对白瓷瓶的刻瓷。对方要求茅子芳设计以唐诗为主题的山水画，对方当场出题，茅子芳就地“应试”。“我当时没有带任何唐诗的书，但诗一直装在脑子里。”茅子芳很快就拿出了设计稿，但也不告诉对方这究竟是哪首唐诗，也让对方一猜。结果，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和王维的《终南别业》就这样被两个心有灵犀的人对了出来。
不少人都跟我说“你应该把这么好的手艺传给你的儿子”，我回答“我儿子不是干这个的料，让他干他喜欢的事情去，谁是干这个的料我就传给谁，因为这不是我们茅家的私产”。也有人跟我说“让你徒弟好好继承你的‘茅派’刻瓷”。我认为，徒弟继承的应该是北京刻瓷艺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出属于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北京刻瓷，只有这样，才能把这门技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所谓“茅派”刻瓷，那只不过是喜欢我的作品的人捧捧我而已。我只承认我的作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征，还不够什么“派”的程度。刻瓷不同于绘画，特别是北京刻瓷，历史并不久远，从有明确的记载算起，到现在才100多年的历史，干这行的人又不多，更没有形成各自的理论系统。就连朱友麟的刻瓷，也没有听说有人称他为“朱派”刻瓷，更何况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