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18日凌晨四时，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池北钢宿舍东排的一间小屋里，老妇人张之华从梦中惊醒。她翻了个身，习惯性地向身旁摸去，却惊讶地发现原本应该躺在身边的老伴孙俊朝不见了踪影。寂静的夜晚中，她忽然听到外屋传来了一阵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声。
张之华打开电灯，匆忙穿上衣服，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向外屋。她的视线穿过昏暗的灯光，只见屋门口孙俊朝满身是血，倒在地上，脸色惨白，双眼紧闭，已经说不出话来。
她急忙跑到儿子的房间，用力摇醒了正在熟睡的儿子。母子俩跑到北京钢厂求助，在值班工人的帮助下，很快要到了一辆汽车，将孙俊朝送往宣武医院。
孙俊朝家位于在北钢家属宿舍东排，在他家附近，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胡同。在小胡同南口往北七、八米的地面上，有一摊血迹，面积大约有45×20厘米。血迹周围，往南延伸着2米左右的滴溅血迹。
离这摊血迹大约20米远的地方，原本应该有两根园林局存放的杨木。杨木直径30多厘米，大约有5米长。侦查员发现其中一根已经丢失，另一根也被扔出了6米远，显然是被人为地移动过。
经过细致的调查访问，侦查员了解到，死者孙俊朝，57岁，北钢退休工人，同时也是街道的安全检查员。他为人作风正派，工作积极，深受群众爱戴。
据居委会人员回忆，当第一根杨木丢失时，孙俊朝曾向他表示，一定会将剩下的两根木头看好，哪怕豁出老命也要看住。
经过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公安人员分析，孙俊朝很可能是在夜间发现有人偷木头，上前制止时，遭到了犯罪分子的，最终不幸身亡。为了找到线索，必须先从被盗的杨木入手。
当天下午，就有群众前来报告，在海淀区吴家场村一家社员的墙外，发现了那根被盗的杨木。侦查员赶到现场，只见这根杨木长5米，直径约27厘米，重约600多斤。它被东西横放在院墙外，为避免滚动，下边还垫了砖头。
这是一起盗窃杀人案。作案过程很可能是：一伙犯罪分子先偷走了第一根杨木，然后返回准备再次下手。这伙人刚刚把第二根杨木移开时，被孙俊朝发现了，他冲上前去制止。孙俊朝虽然年事已高，但毫不退缩。犯罪分子中的一人趁孙俊朝不注意，拿起棍棒一类的钝器，砸向他的头部后，孙俊朝倒在了血泊中，犯罪分子趁机逃之夭夭。
根据现场情况做分析。被窃的杨木长达5米，重达600多斤，作案人至少应在3人以上，而且很可能使用手推车或平板三轮等运输工具。从作案手段的凶狠程度来看，犯罪分子很可能是30岁以下的青年，平时素有流氓、偷窃行为。
这伙人对现场情况很熟悉，选择在深夜来这里偷木头，说明他们很可能就住在附近，至少与某个现场周围的住户有关联。
这时，有社员向公安部门提供线索：案发当日早晨，吴家场猪场的女职工卢宝霞曾焦急地前往北钢宿舍西8排的王旭昌家中，询问关于偷木头及老人被打一事的情况。卢宝霞平日工作勤勉，为人诚恳。1978年8月，经王旭昌介绍，她与大华陶瓷厂的工人钱建义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于三个多月前登记结婚，租住在吴家场村的两间房内，计划于十月份举办婚礼。
群众还反映，案发当天上午，卢宝霞上班后显得心神不宁，情绪异常。约十点钟时，她以请假为由外出，去向不明。此后的几天，她情绪低落，时常哭泣，表现出极大的心理压力。
侦查员鉴于卢宝霞平时工作积极、为人老实的表现，决定与她进行正面交谈，以期启发她的觉悟并澄清疑点。在说明来意后，卢宝霞直言不讳地表示，在18日早晨上班途中，她听说17日晚有人偷木头并打伤了老人，因钱建义曾提及想要木头盖房，她心中生疑，便前往王旭昌家询问。在得知王旭昌并不知情后，她仍不放心，遂请假前往钱建义家求证。钱建义否认与此事有关，这才让她稍微安心。在回答完毕后，卢宝霞以疑虑的目光望向侦查员，随后侦查员未再深入追问，她便离开了。
卢宝霞的陈述是否可信，侦查员对她的谈话内容以及她近期的行为表现进行了分析。
侦破组中多位成员提出疑问：卢宝霞为何会在一开始就强烈地怀疑钱建义？从常理来看，她的怀疑似乎缺乏充分的依据。尽管钱建义即将结婚，但他在村里已租有两间房，并不急于备料建房。此外，存放杨木的地方周围有多户人家居住，这并不能直接证明就是钱建义干的。但是，卢宝霞为何会如此坚定地怀疑钱建义，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某些细节？
当侦查员找卢宝霞谈话时，她曾表示：钱建义对她说这事不是他干的，她也就放心了。但是根据群众反映，卢宝霞这几天心里并不平静，精神很紧张，一谈起这件事就哭哭啼啼，这也是反常的。她思想上究竟有什么疑虑呢？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侦破组决定再次与卢宝霞进行深入交谈，以消除她的顾虑。经过思想工作，卢宝霞终于放下了心中的防备，向干警详细讲述了她所了解的情况。
原来，在案发前两日的晚上九点，钱建义曾来到卢宝霞家中，告诉她有人送给他两根来自园林局的木头，并打算找人运来存放在她那里。不久后，便发生了杨木失窃及老人被打的事件，这使得卢宝霞对钱建义产生了强烈怀疑。18日早上，卢宝霞请假前往钱建义家，恰好遇到王旭昌也在场，两人在低声交谈。当卢宝霞询问钱建义是否拿了木头时，钱建义最初否认，但在她的追问下才承认木头是他所取，并透露：“那老头不让我们离开，我的同学就动手打了他两下。”但是，钱建义并未透露参与偷窃的具体人数以及实际动手打人者是谁。
钱建义是大华陶瓷厂的员工，曾因偷窃和流氓活动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在案发前一晚，有目击者证实其家门口停放着平板三轮车，并于深夜时分离家外出。此外，王旭昌是钱建义的同车间同事，过去也有偷摸行为，发案以后王、钱两人接触频繁。
钱建义的弟弟钱学明，1977年5月因为打架动刀子伤人，被劳动教养。5月16日请假回京，6月7日回农场。农场管理人员反映，钱学明返岗后情绪低迷，行为异常。鉴于钱学明的过往行为及其案发时恰好在家的情况，侦破组认为其参与作案的可能性极大。
警方决定首先针对钱学明进行重点突破。但是，前往农场对其进行审核检查的干警很快就返回，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钱学明为何能如此坚守口风？他是不是真的与案件无关？侦查组再次进行深入研讨，多数成员认为，由于他受过打击，有对付公安机关的一套办法。过去拿刀子扎过人，心毒手狠，很可能是行凶的主犯。估计由于他罪行严重，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是不会轻易交待的。因此，要想打开缺口，就必须另外选择突破点。
侦查组决定调整策略，从钱建义的其他社会关系入手。经了解，发现钱建义的叔伯弟弟钱和平具有潜在嫌疑。钱和平是宣武客车制造厂的工人，五月上旬曾帮助钱建义盖房，并在夜间骑着三轮车外出偷建筑材料。警方认为钱和平可能与案件有关联。钱和平刚参加工作不久，比较年轻，过去也没发现有什么样的问题，于是决定选择钱和平作为突破口。
7月4日上午，公安干警在宣武客车制造厂保卫干部的陪同下，找到了钱和平谈话。起初，钱和平显得异常紧张，他仅仅交代了五月上旬帮助钱建义盖小房时，夜间外出偷取砖瓦的情况。当干警们指出他还有别的问题尚未交代时，他的脸色瞬间苍白，显露出明显的惊慌与不安。
侦查人员因势利导，耐心地向钱和平解释政策，告诉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在干警们的耐心劝导下，钱和平终于放下了心中的防线，交代了参与作案的全过程。
据钱和平所述，5月17日晚上，钱建义叫上他和同院的街坊韩洪海到他家。当被问及目的时，钱建义直言不讳地说：“弄木头去。”快到十一点时，钱建义、钱学明、韩洪海和他，四人共乘一辆平板三轮车，带着铁锹、木棍和一条绿背包带，朝着广安门以北的方向出发。在一个猪场旁边，他们发现两根木头。他们先装了一根，推着走了二里多路，来到钱建义的对象卢宝霞家门口放下。休息了一会儿后，再次出发去取第二根木头。然而，在装车时，一个老头忽然出现并阻止他们，还拉住车把要求钱建义推着三轮车跟他走。当走到排房西头的一条小胡同里时，钱建义不走了，双方发生争执。老头大喊了一声，好像是在叫人。这时，钱学明突然从车上抄起铁锹把，狠狠地朝老头的头部打去，连续击打数下，导致老头倒地不起。见状，他们四人立刻跳上三轮车仓皇逃离现场……
根据钱和平的交代，7月4日下午，公安机关依法拘留了钱建义和韩洪海。第二天，又将钱学明从农场解回进行审讯。经过审问，这几个案犯所交代的情况完全一致。7月6日，为他们盗窃杨木出谋划策的王旭昌也被依法拘留。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主犯钱学明死刑，并立即执行。其他四名罪犯也分别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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